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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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一個早已習慣見異思遷的男人能這麼脫胎換骨般地愛上一個固定的女人確實是個奇蹟，這奇蹟的發生首先應該歸功於安心的人格人品，是她的人格人品對我產生了包容和動的作用，這說明好的道德品質對人的染力和引力，在任何時代都是存在的。其次，同樣重要的是，在我和安心的往中，她總能給我一些意想不到的驚訝，讓我始終維持著對她的新鮮和好奇心。譬如她的相貌和她的經歷之間，就有著不可思議的距離，她的內在格和她的外部氣質之間，也有著難以想像的差別。這些距離和差別，就是安心特有的魅力！

就像我怎麼也沒想到她這樣一個看上去柔弱似水的女孩能在半空中劃出那麼暢飽滿的後襬腿一樣，我也同樣沒想到在那張清純善良的面孔下，竟然也潛伏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果敢與機謀。

對此我只能歸結為她曾經接受過的職業訓練，以及那段驚心動魄的非凡經歷。她畢竟經受過一場生死的考驗，她過去的職業和經歷常常讓我情不自地心生敬意。

安心最讓我到吃驚的，還是她在我入獄之後，孤身一人對我展開的營救。當時我在獄中和她斷絕音訊，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去向和行蹤，如果我當時知道她還在換而不捨地上下打點四處奔走的話，我定會勸她罷手。我知道這是個“鐵證如山”誰也翻不過來的官司，死馬非要當做活馬醫很可能勞而無功而且徒費錢財，等於把錢財扔進一個無底中連響都未必聽見一聲。我知道錢財現在對安心和小熊母子來說，就等於生存和活命，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而且我想，安心也沒錢。這年頭沒錢能幹什麼？

大概就是在我幾次申訴不被理睬正處於絕望委靡的那個時候，安心帶著二十八萬元的鉅款從清綿趕回了北京。她先找到了我原來用的那位女律師，付了那女律師足夠的錢，然後和地共同謀劃瞭如何推翻原判的步驟。她們先是找了劉明浩，動之以情不起作用便曉之以理，曉之以理收穫不大便誘之以利，最後終於從劉明浩身上打開缺口。劉明浩有義氣的一面，也有見利忘義的一面，所以實際上，情與理，義與利，對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律師保證他原來在法庭上的證詞絕對不會被指控為偽證和誣告的前提下，答應重新作證，把我當時在飯後的餐桌上收那兩萬元回扣的態度和過程，以及後來我向他說過邊曉軍和鍾寧同意把那兩萬元錢給我的事實，重新做一個證明。他同時還透了一個重要的情況，那就是邊曉軍和國寧公司鬧了點矛盾，最近不知是辭職了還是被炒了，反正已經不在國寧集團幹了。這個情況令安心和律師神大振，都有了一種曙光在前，勝利在望的預。

她們馬上找到了邊曉軍。找的過程很複雜，邊是個夜不歸宿，行蹤無定的人。律師手裡事多，搭不起這份功夫，安心就一個人接著劉明法提供的線索，一點一點地找，找了一個多星期終於找到了這個傢伙。她在一家夜總會的門口堵住了邊曉軍，說有事要找他談一談。邊曉軍沒見過安心，見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孩兒在這兒等他，心有點亂。我知道邊曉軍和他太太的情一向很淡，以前總和我開玩笑說人到中年的三大快樂就是升官發財死老婆，聽得我骨悚然。他很樂意地跟著安心去了一家幽靜的小酒吧，坐下來點了飲料慢慢談。他大概燒心火燎地盼著和安心能有進一步的故事發展，但沒想到安心上來就拿出三萬塊錢來，一萬一捆，一捆一掃地往他面前一擱，得他瞪著眼睛幾乎不知所措。

當天晚上安心離開那家小酒吧之後就去找了律師，向她報告了和邊曉軍秘密晤談的結果。邊曉軍在知道了安心和我的關係以及她的來愈之後，當然不會再動什麼念，索和安心做起了生意，他把價碼加高了一倍，要安心至少付六萬否則免談。安心沒有猶豫立即成，她答應付邊曉軍六萬，邊曉軍答應跟她去見律師。

剩下的事主要是技術的，由律師分別同劉明浩和邊曉軍協商他們的新證詞。劉明浩不想過分得罪國寧公司，所以不想讓律師披國寧公司收買他讓他作偽證的事實，儘管國寧公司和他籤的那份國寧大廈中央空調的供貨意向書到後來並未落實，劉明浩最終只是得到了國寧公司用來替換這筆大買賣的一樁小生意——印製國寧大廈的銷售小冊子，一共賺不了幾千塊錢還特心特麻煩的事。鍾國慶也是生意人，也許他覺得劉明浩在法庭上的那幾句證詞，撐死了也就值這些。

邊曉軍則不同，他主動表示願意將鍾國慶他作偽證的內幕抖樓出來。當時鍾國慶親自找邊談話，要求他在法庭上否認我曾經向他報告過收到兩萬元回扣的事實，否認他當時同意那筆回扣讓我拿著的事實，以達到誣陷我的目的。反正是鍾國慶他乾的，就是構成偽證罪，主要承擔者也應該是鍾國慶，因為鍾國慶當時和邊曉軍是老闆與僱員的關係，邊曉軍“迫其壓力而從之”在法律上屬於脅從的角。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邊曉軍自己不會有什麼麻煩。當然邊曉軍這麼積極主動地幫忙併不是因為得到了六萬元的好處，而是因為他和國寧兄妹之間，不知結下了什麼思怨。他在國寧公司的職務反正被撤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在和律師談話時，大有一種“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氣概。

除此之外，邊曉軍還出謀劃策，提供了其他幾位證人的姓名和聯繫方法，他以前曾和這些人在不同場合時鐘寧把那兩萬元回扣發給我表示過不滿。這事當時在公司裡有不少人都知道，邊曉軍提供的這幾個人基本上都是炒了國寧公司或被國寧公司炒了的人，只要多點錢給他們免得他們怕麻煩，估計出來作證都沒什麼問題。

回扣這件事這麼多人都知道，肯定是符合回扣必須公開的原則了。至於是否有賬，律師認為在一傢俬營公司裡，老闆回頭對財物的處理決定，是有效的。鍾寧同意回扣讓我拿著，那回扣實際上就是公司對我的獎勵，走沒走賬不是我的責任。這觀點她上次在法庭辯論中已經闡述，觀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上次敗訴的主要原因，是控方證人異口同聲地否認知道回扣這件事，否認我得到這筆回扣是老闆同意的。如果這次能證實公司負責人對這事是知道的，能證實老闆是同意把這錢給我的，那麼我暗中受賄這個罪名，從主觀動機到客觀惡果，就都難以成立了，就都站不住腳了。

在一九九九年的天，律師通過法定程序，以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有誤為由，向法庭提出複審請求。四月二十八，那個子我記得很清楚，法庭開庭複審我受賄一案。審判長在審查了辯方提供的新的證據材料，對證人進行了調查詢問，狡辯雙方進行了簡短辯論之後，當庭宣判:原告方對我受賄的指控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原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的有罪認定不當，應予糾正。複審重新判決:被告人楊瑞無罪！

當天我在律師的陪同下以自由之身走出法院的大樓，仰臉看到外面的天空，比監獄裡的藍，比監獄裡的大。天地之間，投滿了陽光。我把目光放平，看到法院大樓的臺階下，站著我深愛的安心。我們彼此注視，我看著她消瘦的面容，心裡特別難受。我一步一步慢慢走下臺階，站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的淚水，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她抬起右手，輕輕地，摸我的臉，我也慢慢地伸出雙臂，將她攬在懷裡。多久以來，我思夜想的，就是像現在這樣，用力地擁抱我的安心。

律師也走下臺階，走到我們的身邊，她說了句:“祝賀你們。”我們不約而同地轉頭看她，她已走到路邊一輛等客的出租車前，拉開車門，回頭衝我們笑笑。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她說:“有事兒呼我。”說完上車，車子轉眼開上了大路，匯入了長不見首尾的車輛的洪之中，像一滴水匯入了奔騰的江河一樣，很快就無影無蹤了。

我謝律師，我謝法律，我謝所有為我說話的證人，哪怕他們是為了錢，或者是為了其它目的，但他們終於說了真話。

正是由於他們的真話，我不僅得以終止牢獄之苦，重獲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給了我一個清白之身。

我謝安心！

我那時還不知道為了這陽光燦爛的一天，安心已傾家蕩產，她使每一個在這場審判中發生作用的人，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師。律師也一樣，這年頭誰也不能為你白乾，誰也不能僅僅為道義，為真理，白乾。

安心付出了一切，包括她父母畢生的積蓄，她要得到的，就是有朝一能站在法院高高的臺階下，看到我從那門深似海的大樓裡，昂首闊步地走出來。

我謝安心的父母！

從我知道我的清白不僅僅是用清白換回來的，也是用金錢贖回來的那一天起，我:就渴望著能到清綿去。我渴望見到安心的爸爸媽媽，我要在他們面前長跪不起！我沒能讓他們的女兒過上一天豐足的生活，反而使她的全家被拖累得一貧如洗。我想跪在安心的爸爸媽媽面前發誓，這個恩情我一輩子都要報答！

現在，我終於接近了安心家的舊居。在我走出法院已經將近一年以後的這個早晨，我穿過清綿那座古老的袖珍小城，終於在山林掩映的一個湖邊，看到了那幢北方的宅院。那院落在周圍錯落有致的雲南民居中，幾乎像一個小小的名勝古蹟，讓我受到一種黃河文化特有的親切。我明明知道，這院子已經不是安心的家了，但我一看到那一團青磚黑瓦就不住心跳起來，不住加快腳步向它奔去。

我終於站在這座宅院的門前了，這院子比我的想像要簡單和平易。我凝視著那兩扇用鐵皮飾角的院門，早已油漆斑駁，出幾分破敗之相，幾分物是人非的淒涼，但門前兩側石鼓上那一對雕刻緻的小獅子，張牙舞爪的姿態表情卻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靜，一如安心描繪的那樣，這是一個與塵囂隔離的地方。

我用手擊門，門上發出一種陳年古舊的聲音，我大聲問道:“有人嗎？”院子裡有了些零亂的響動，那響動很快歸結為一串踢踏的腳步聲，隨後門“吱嘎”一聲打開來，門軸的響聲經典得完全像電影裡特意做出來的音效。

開門的是個年輕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擾，問他知不知道原來住在這裡的一位安的人家搬到哪裡去了。那年輕人做思索狀:姓安的？這時從院裡又走出另一個人來，是個頭髮花白的老者，接了話說:“你是找原來住在這裡的安大夫吧，他們去年天就搬了。”我說:“我知道，請問他們搬到哪裡去了？”老者說:“他們搬到縣群眾文化館去住了。不過聽說現在也不在那裡了。”我問了去群眾文化館的路徑，然後謝了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兩個新主人，再然後我透過那扇只開了一半的院門，向院裡投以匆匆一瞥。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院內的一磚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裡起些衝動和通想，我幾乎分不清這些東西究竟是滿足了還是更加起了我對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綿群眾文化館的時候，正是這裡開午飯的時間，工作人員都回家吃飯去了，館裡幾乎沒人。這是一座半新不舊的兩層磚樓，樓不大，門口卻掛滿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招牌。什麼圖書館、聯誼會、研究會、輔導站之類，大概都是群眾文化館的分支機構。這樓裡大多數房門都鎖著，沒鎖的也空著，偶爾見到有人匆匆臂而過，一問安大夫和他在這兒工作的愛人，都是一臉茫然。我在樓裡轉了半天毫無所獲，快快出來走到街上吃飯。就在文化館斜對面一間很簡陋但很乾淨的小鋪子裡，吃了一碗豆湯和半斤永昌烙餅。吃飽後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館，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館的館長辦公室，堵住了一個剛巧從辦公室裡出來正在鎖門要走的女幹部。

女幹部聽了我要找的人，有幾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為何來，連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證，表示我是從北京來的是安大夫女兒的同學，到這兒是來找安心的——您知道他們現在住到哪兒去了嗎？

那女幹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證，還對了對我和身份證上的照片是否同為一人。我的身份證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來的北京迴音讓她消解了懷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讓我滿意。

“你找安大夫對吧，他們搬走了。他愛人也不在我們館裡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