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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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愍、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絜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箸之言語，濟之，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義濟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絜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危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也，一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

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綦，耳綦聲，口綦味，鼻綦臭，心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而治詳，一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秏(卒頁)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奚去我而適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羿、蜂門者，善服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得善－－遠中微，則莫若羿、蜂門矣；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極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惟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厚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若夫貫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遊抏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闢，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闢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闢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則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極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司間而相與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人之有，是傷國。三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關市幾而不徵，質律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則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農夫莫不樸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樸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徵則強，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譯文及註釋譯文國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權勢的地位。如果用正確的法則掌握國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榮，成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確的法則掌握國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險，最大的禍害，有它還不如沒有它好；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即使君主想做一個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齊愍王和宋康王就這樣的人。所以，君主處在天下最有權勢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須掌握正確的治國法則。

所以，掌握國家的人，確立禮儀就可以稱王天下，確立信用可以稱霸諸侯，玩陰謀詭計就會滅亡。這三種情況，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須慎重選擇的，是仁人必須明白的。用禮義來治理國家，而不用別的東西去危害它，仁義的人決不會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禮義的事，處死一個無罪的人。他對禮義像磐石那樣堅定不移，並用來約束自己的思想，把國家治理好。與他一道從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禮義；頒佈的國家法律條文，都嚴格遵循禮義的規定；他率領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標，都是與禮義相一致的。這樣，由於道義，臣民就會敬仰他們的君主，那麼基礎也就得以鞏固了。基礎得到鞏固，國家也就會獲得安定，國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雖然孔子沒有立錐之地，但他確實把道義貫徹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導約束自己的言行，一旦獲得成功，他的名聲就會傳於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沒。如果當今天下顯赫的諸侯也確實把道義貫徹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義衡量各種法令制度，並在政事中實行它，始終如一按照道義進行賞罰。這樣，他的聲望就會佈散於天地之間，難道不像月雷霆一般光明響亮嗎！所以，用國家行使道義，名聲很快就會顯赫於天下，商湯王和周武王就是這樣的人。起初，商湯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鎬京，領土不過百里見方，而後來卻一統天下，各地諸侯皆來臣服，人跡所到之處沒有不歸服的，這有什麼其他原因呢？是因為他們遵從禮義。這就是說人們遵循禮義可以稱王天下。

雖然德行沒有盡善盡美，道義還沒有完全具備，但是治理天下的條件基本具備了，懲罰、獎賞、止的、允許的，都能取信於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經頒佈，雖然可能成功，可能失敗，仍然不失信於百姓；盟約已經簽定，雖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於盟國。如果這樣，就能兵力強大，城池堅固，敵對的國家就會害怕；全國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國就會信賴，即使地處偏遠，它的威名也能震動天下。秋五霸就是這樣。他們並不以政治教化為本，也不是最推崇禮法，也不是特別重視禮法制度的完備，也不能使人心悅誠服，但他們注重方法策略，勞逸得當，注意積蓄財物，做好戰鬥準備，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齒牙上下相合那樣緊密，因此，天下沒有人敢與他作對。所以，雖然秋五霸都是處於地處偏遠的國家的國君，可是他們威震天下，他們強大的使中原國家到危險，這沒有別的原因，他們能取信於天下而已。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確立信用就能稱霸諸侯。

用功利來約束國人，不致力於張揚本國正義、堅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圖，對內欺詐人民以追求小利；對外欺詐盟國以追求大利，對內不治理好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卻總是希望佔有別人的東西。這樣，那麼臣民就沒有不用詐騙之心對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詐臣民，臣民欺詐君主，這樣國家就會分崩離析。如果以來，敵國就會輕視它，盟國就會懷疑它，天天玩陰謀，國家就不免陷於危弱，甚至遭到滅亡，齊閔王、孟嘗君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治理強大的齊國，不修治禮義，不實行政治教化，不用來統一天下，而是不斷地以勾結別國、向外擴張。所以齊國強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國，向西足以屈服秦國，向北足以打敗燕國，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國。但當燕趙聯軍攻打攻打齊國的時候，就如同振搖枯樹一般容易，而他們也身死國亡，成為天下的奇恥大辱，後代人講到惡果，就把齊國作為例證！這沒有別的原因，只不過是他們不遵循禮義，一味玩權術陰謀的結果啊。以上三種情形，英明的君主應當慎重選擇，而仁人一定要明白。善於選擇策略的人能制服別人，不善於選擇策略的人就會受制於人。

國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擔子，不可不好好地為它選擇處所，然後安置它，把國家置於險惡的處所就會危險；必須好好地為它選擇治國之道，然後去實行，如果道路上雜草叢生，就會被堵；國家就會危險、治國之道就行不通，國家就會滅亡。那國家的安置，並不在於劃分疆界，而在於遵行什麼辦法，與什麼樣的人治國。所以實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國家，就能夠稱王天下；實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國家，就能夠稱霸於諸侯；實行亡國之法，任用亡國之人去治理國家，國家就會滅亡。這三種情況，英明的君主應當慎重選擇，仁人也是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國家，是個沉重的擔子，不依靠長期積累起來的管理辦法去扶持它，國家就不能鞏固。所以，雖然國家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這只是君臣的更迭，並沒有實質的變化。子短促的就像一個早上，可是為什麼還有千年之國安然存在呢？這是因為他們採用了那些積累了上千年的確實可靠的辦法治理國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誠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緣故。人沒有百歲的壽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禮法的人。這是為什麼呢？用那些積累了上千年的禮法來把握自己的人，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禮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斷的信奉禮儀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稱霸諸侯，同玩權術陰謀反覆無常的人搞政治，國愛就會滅亡。這三者，英明的君主應該慎重地選擇，而仁人一定要明白。善於選擇儒士的人能制服別人，不善於選擇儒士的人就會受制於人。

那些掌握國家政權的君主，治理國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這樣，國家的強大、興衰、榮辱，就在於卿相的選擇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這樣的國君就可以稱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沒有能力，但知道恐懼而尋求有能力的人來輔佐，這樣的國君也就可成為強者。如果君主本身沒有能力，又不知道這樣的危害，不但沒有尋求有能力的人輔佐，反而任用阿諛逢的人，這樣的國君就會危險了，甚至滅亡。國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強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強大到了極點，就可稱王天下，弱小到了極點，就會滅亡，介於這兩者之間，就能保有國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講正義，再講利益，既不論親疏，也不顧貴賤，只是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講利益，後講正義，不論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諛逢的人，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樣，在小的方面利用就這樣；介於這兩者之間，就一半那樣，一半這樣。所以說:“純粹立足於道義，任用賢者就可以稱王天下，駁雜的採用的就可以稱霸諸侯，一樣都不具備就只有滅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家沒有禮義就不能得到治理。禮義之所以能治理國家，好比秤是衡量輕重的標準，好比木工的墨線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規矩能夠畫圓取方一樣，如果治理國家的禮法已經確定，人們就沒有誰再能搞欺騙了。詩說:“如同霜雪那樣嚴肅，如月那樣光亮；實行它就能夠存在，不實行它就遭到滅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國家危險就君主就不能安樂，國家安定百姓就沒有憂愁。政事混亂，國家就危險，政治穩定，國家就安定。現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樂而荒於治理國家，這難道不是錯得太厲害了嗎？這就好像是喜歡音樂美，而不在乎自己沒有耳朵和眼睛，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從人的情來說，眼睛想看最好美麗的顏，耳朵想聽最美妙的音樂，嘴巴想嘗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聞最香的氣味，心裡想得到最大的安逸。這五種的慾望，是人的本，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滿足這五種的慾望卻是有條件的，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就不能實現這五種慾望。萬乘大國土地廣闊資源豐富，還有使國家得到治理，國富民強的方法，如果這樣就可安逸快樂而沒有禍患了，那麼滿足這五種的慾望的條件也就具備了。所以，各種快樂的事情，產生於治理的好的國家；許多的憂慮禍患，產生於社會混亂的國家。所以，一味享樂而荒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樂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然後就可以獲得許多快樂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於追求享樂而疏於治理國家，那麼他就會憂患纏身，一直到身死國亡才可罷休，這不是非常可悲嗎？本來要得到快樂，卻招來了禍患；本來要得到安定，卻招致了危險；本來要得到幸福，卻招致了滅亡；這難道不可悲嗎？唉呀！統治人民的國君，也該仔細體察一下這些話了！所以治理國家有一定的法則，君主也有他的職責。至於需要幾天才能處理完畢的事情，卻要在一天之內全部辦好，這可以指使百官辦理，並不足以用這些來影響君主的遊玩休息。至於選擇一位宰相，去領導群臣，使臣下百官沒有一個不持守道義，讓他們正確的完成事業，這就是君主的職責了。如果這樣，就能統一天下，名聲可與堯、禹相媲美。這樣的君主，所主管的事雖極其簡略卻又十分周詳，所做的事極其安逸卻很有功效，衣裳拖灑在蓆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沒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這就是最大的簡約，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了。

君主，以善於用人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會做事為有本事。君主能夠指使別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務給別人去做。一個人管理—百畝土地，他就必須竭盡他的全力去做，因為他不能把這些事情推給別人。當今君主一個人主管天下事務，卻每天還有空閒，這是因為他讓別人去做的緣故。大到擁有整個天下，小到擁有一個諸侯國，如果什麼事情都要親自去做，就會非常辛苦勞累；如果這樣，那麼即使是奴僕也不願與天子換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統一四海，為什麼什麼都要親自去做呢？親自去做各種事情，那是服勞役者的原則，這是墨子的觀點。據官吏的才能，分配職務，讓他們去做，這是聖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謹守的法則。古書上說:“農民耕種分得的田地，商人販賣各種貨物，工匠勤懇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處理政事，諸侯國的分派守衛，管理國家，三公統轄各個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對內如此，對外也是如此，於是天下的萬事萬物就會協調一致，就沒有什麼治理不好的，這是歷代君主共同的法則，也是禮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