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發現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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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找回夏、商、周，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

夏、商、周是中華文化跨入成門檻之後的起步期，蘊藏著決定民族生死禍福的一系列大問題。因此，雖然發掘出來的材料還很不完整，卻也必須一遍遍地反覆爬剔，從頭細想，就像尋找這個龐大族群賴以生存的初始密碼。

人類很多大文明，都滅亡在思維的荒原之中。如果早一點有人找到了賴以生存的初始密碼，重新抖擻起獨特的生命力，也就有可能避免滅亡。因此，就特別尊重一切瀕臨滅亡時的思考者。

就在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出乎意外，在一片無望的悲哀中，有幾個文化思考者站出來，讓中國在至高層面上恢復了記憶。記憶一旦恢復，局面就全然改觀。

他們恢復的關鍵記憶，與遙遠的商朝有關。

記得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正想研究的就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文化思考者的奇怪面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請讀者朋友稍稍停步，聽我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在說了他們之後再來說商朝，分量就不一樣了。

二先從“瀕臨滅亡”說起。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中華文明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只隔著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骯髒的街道和衚衕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只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著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面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裡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起來，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裡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再蒐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餘塊有字甲骨。他收購時出錢大方，又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加入尋找有字甲骨的隊伍當中。

我沒有讀到王懿榮從自己的藥包發現甲骨文的具體記載，而且當時藥店大多是把“龍骨”磨成粉末再賣的，上面說的情節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標明“據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個深秋，有字甲骨由他發現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聽說過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悉古籍，又見到了實物，快速做出判斷，眼前的這些有字甲骨，與《史記》中“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

那就太令人興奮了。從黃帝開始的傳說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遙想過，卻一直缺少實證；而眼前出現的，分明是那個時候占卜用的卜辭，而且是實實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詢問天意，大事小事都問。最大的事，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兇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面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我們的祖先為了維持生存、繁衍後代，不知遇到過多少災禍和挑戰，現在，終於可以聽到他們向蒼天的一句句問卜聲了。

問得單純，問得具體，問得誠懇。問上帝，問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月星辰，風霜雨雪，問天也就是問地。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噹”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面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兇吉！

王懿榮似乎有點聽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來。

三門外，要王懿榮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半年之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八個國家的國名以及它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不想在這裡複述了。我只想說一個結果，一九oo年八月十五（農曆七月二十一）早晨，王懿榮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

王懿榮，這位大學者這時又擔負著北京城的防衛職務。他頭上多了一個官銜——“京師團練大臣”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繫，但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

在中國曆代關及民族安危的戰爭中，開始總有不少武將在戰鬥，但到最後還在抵抗的經常是文官，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與中華文化的氣節傳承有關。王懿榮又是這樣，他覺得首都淪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職，儘管責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越不應該離開職守，但又不能以中國首都防衛官員的身份束手就擒，成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證明他們勝利的道具。

於是，唯一的選擇是，在已經淪陷的北京城內，在朝廷離開之後，在外國侵略者還沒有來到眼前的這一刻，自殺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