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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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知道阿姐在大學時期還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東北農學院的農業機械系。在哈爾濱。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學院的“飛機大樓”就是説大樓的形狀從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飛機，展開着寬大的兩翼。在那個時代，那樣的蘇式建築本身便是一種光明和希望的象徵。學院裏有蘇聯專家，高年級聽專家直接用俄語講課。實習中自然都學會了開拖拉機，阿姐自然有從拖拉機駕駛室裏探出頭來大笑的照片——後來全家都懂得了開拖拉機是一樁比較簡單的事，國家辦這樣的大學設這樣的專業請那樣的專家並不是為了培養一些拖拉機手，而是要培養一批能設計和指導製造拖拉機以及能總體運用農業機械的高級人才。阿姐本科畢業後又當了兩年研究生，由蘇聯專家親自擔任導師。

課餘，阿姐和同學們唱《小乖乖》，唱《槐花幾時開》，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唱《卡秋莎》，唱《紅莓花開》，唱《三套馬車》，也唱《寶貝》，唱《哈！萬隆》，唱《哎喲，媽媽》…而且學校裏免費彈吉他，是夏威夷式彈法，吉他很大，要擱放在台子上，彈時要戴套指，用金屬圓壓弦…阿姐仍承襲着中學裏的外號“小辮”梳兩黑的尾端用鮮豔的布條結紮成蝴蝶結的長辮，夏天一到她便同許多女同學一起及時換上布拉吉或襯衫短裙；那時候學校裏每逢週末必有舞會，跳規規矩矩的誼舞…有一回舞會結束，旁系一位愛慕阿姐的戴眼鏡的男同學情不自地追逐阿姐，是那種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離，裝作無意，但窮追不捨，企圖找到一個離人羣和多餘眼光的地點，衝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跡…他已暗中向阿姐遞過幾封情書，傾述每當從阿姐她們宿舍中傳出阿姐用吉他彈奏《哎喲，媽媽》等曲子時，他在窗外樹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農學院的“飛機大樓”裏有螺旋形樓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樓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兒追蹤着螺旋向上，但最終那人還是飲恨梯間，因為恰好一羣人從頂層朝下運動，阿姐又混在那羣人裏面，眼睜睜地從那人身邊返回了底層，並消失在更大的人羣之中…

他知道，那時候阿姐是屬於達野哥的。儘管因為阿姐到哈爾濱上學，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達野哥相聚，但雙方的鴻雁來往，是頻繁而準時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經常是還帶來三四個乃至四五個同班或僅僅是同系的女生，她們家在更遠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轉換車或為的是遊覽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沒有親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帶至他們家中，他家外間屋裏便用兩個鋪板拼成一張大牀，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們一起擠着睡，常常是必須橫着躺，把腳放在牀邊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區上大學的小哥在那種情況下只好到裏間父母的住房裏另搭臨時鋪位安歇，不過他們全家對阿姐的同學們都毫無厭煩，而大多數同學住下來時也很隨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學，半夜裏滾到阿姐懷裏嬌滴滴地發起嗲來:“唉喲，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喲…”那一晚別的借宿同學都買到車票離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發出“盈波，我肚子疼喲——”呻喚聲的同學，阿姐只好爬起來給她找藥吃…不知為什麼，這隔着門簾傳進的“盈波，我肚子疼喲——”的聲音，給裏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還大一歲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許多年以後，他和小哥還在阿姐跟前模仿過那嗲聲嗲氣的呻喚:“盈波，我肚子疼喲——”阿姐在他們初次模仿時咯咯樂，後來就僅止微笑，再後來表情冷然，再再後來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這件事時，阿姐竟説:“什麼同學？誰？什麼肚子疼？你們真無聊！”2阿姐他們的畢業分配過程，説起來像一個童話。那時候真是爭着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許有人內心裏有畏難情緒，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現於表面的確實是爭先恐後挑選西藏、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這類地方，還不僅如此，在長達6年的學習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學已經很自然地形成了確定的關係，那麼，如果哪一個省份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單位恰巧需要兩名畢業生，大家就一定請他們先挑，成雙成對的挑剩下了，單撥兒的再挑，沒有發生糾紛，甚至沒有出現過哪怕是初級形態的爭吵與頂牛，非常順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沒有名額，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達野哥等着，都不讓她去離北京遠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動放棄了天津，因為天津是雙名額，恰好有一對從天津考來的同學，理應讓他們迴天津去，這樣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農業專科學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開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聽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別的什麼歌，不再彈吉他，並且同家裏人團聚時不再有活潑的言談，都始於去了那所專科學校之後。

很久以後，阿姐同他談過一次，那時他也已經工作，記不得是什麼原因，總之阿姐同他談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眾人中最早徹底冷下來的人。

那所農業專科學校設備很簡陋，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這對於阿姐來説都算不了什麼，她讀過蘇聯小説《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她作過更加遠離北京更加艱苦的思想準備，而她青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戰勝地域的窮僻和生活的艱苦的…使她冷下來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撲面而來的生活利爪和人的猙獰…

那是一所小小的專科學校，教職工合起來只有一百來個人，阿姐報到後頭一回到食堂打飯，見到別的教師自然都甩着小辮歡快地打招呼，而剛涮完飯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來兩年的王老師便神緊張地告訴她:“你可不能這樣！你怎麼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還湊到一塊兒吃，還説笑…”阿姐吃了一驚，忙向她打聽哪些人是右派分子，並牢牢記在心中:那個看起來慈眉善眼的老頭兒是，那個衣衫上打着補丁總戴着頂舊制服帽子剪短髮的胖女人是，那個白淨臉的戴眼鏡的是，那個看去像個農民身坯壯的原來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剛去那學校時，反右鬥爭剛捲過第一波，還沒教完一個學期，便緊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驚心動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師有一天在批判別的右派分子的大會上也被校領導點了名，雖然沒有立即宣佈她是右派，但那無異於政治上的死刑判決，散會後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説話好還是不跟她説話好，而王老師一張臉不僅變為了抹布般的污灰，也簡直不敢讓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觸，兩人同處一屋，只有墳墓般的寂靜…阿姐心裏怦怦亂跳，走出宿舍，懷着一顆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領導，一個高瘦的右眼皮上有個疤痕的牙齒髮黃的男人，問他自己該怎麼同王老師相處，那男人厲聲地指示她:“監視她的一言一行，隨時向組織上揭發彙報！”阿姐一步步彷彿腳踝上拖着鉛塊般地走回宿舍，心裏想:王老師這人是很願意革命的呀，她過去的言行我不知道，來學校以後她的言行我實在找不出右的問題，而從今天起她本就沒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發她彙報她？

…

阿姐到了宿舍門前，拉開門——她發出了一聲無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師是教電工學的，她用完全符合電學原理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電死了自己，她那張凝固着極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臉如一道凌厲的閃電，擊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類的東西構築成的心靈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間，阿姐結束了她純真的青期，她的內心裏後來究竟是些什麼，變得深不可測，而顯出來的，則是遍體清涼後的沉靜與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調離那所小小的專科學校，總算沒有被劃為“右派”或準“右派”(內控“右派”)，據她自己後來講，簡直要算一個奇蹟。因為到後來那位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簡直本不需要你有什麼言論表現，他就像到菜園子裏拔大葱一樣，需要幾便拔出幾…他是按上級規定的指標拔右派“大葱”並且由於他本人對拔“大葱”有着特別的嗜好，因而他還要儘量地超額，更可怕的是儘管全校教職工一百多個人，按説據敵人只佔百分之一、二、三或頂多到五的估計，被拔出的幾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卻把眼光單集中到有大學學歷的那二十來個知識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這個範疇內，被拔出的幾率便高達四分之一…

阿姐那幾年一直生活在一種極度的內心恐怖之中，而開會時上課時勞動時乃至走路時吃飯時上廁所時還都不能從臉上從嘴裏從身姿上透出絲毫的內心跡象。她記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開水提着熱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見那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正在二十步開外同人事幹部談，她忍不住朝那邊一瞥，而手裏彈着煙灰出黃牙噴着煙霧的領導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暫接之中，她的心不猛地一緊，因為她覺得對方分明是一種類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後來跟他講到這細節時一再申明，她説屠夫不是一種隱喻，不帶反抗或控訴的彩，甚至不帶貶義，那是指作為一種正當職業的屠夫，那樣的屠夫本應具有那樣的職業眼光，她到恐怖，是因為她深自己作為大學畢業生(不僅是本科還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換個比喻，她自知是菜園子裏已經無可奈何地長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並不意味着罪惡，倒是它自己應深知自己的命運本應如此…

如今再回頭細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時為什麼寡言少歡，為什麼無論做什麼事都缺乏興致，為什麼晚上洗腳一雙腳泡在水裏許久，其實水都涼了，她卻還坐在小板凳上，兩隻胳膊肘支在膝蓋上，雙手托腮，就那麼樣一坐坐許久…

在大的社會境域之中，每個人所處的小社會境域倒並不都是一樣的情形，猶如一場大雨過後，有的地方積着很深的水，多不幹，有的地方變得泥濘不堪，而有的地方卻只不過濕上一陣，很快乾燥如初…他記得，表姐田月明她們那個設計院，似乎就沒那麼恐怖，至少從表姐的談吐和情緒上，可以看出來她自身沒有什麼危機，也對院裏所發生的事情能夠比較鬆弛地認同。有一個星期天她又搖搖擺擺地來到舅舅家，他和母親——就是她舅母——都對她説:“真不巧，崩龍珍才走…”她便毫不大驚小怪地對他們説:“怎麼，她自己説了嗎？他們還都不知道嗎？她怎麼還往這兒跑？她們學校已經把她劃成“右派”了呀！”説完又嘻嘻哈哈地説別的，問舅母要滷和泡菜吃。事後他回憶起這一幕，很是吃驚，吃驚的不僅是崩龍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對反右鬥爭，對多年來一塊兒玩得那麼好的同鄉、同窗被劃成“右派”都並不到驚奇與遺憾，當然她也並不積極投入鬥爭或從此真對崩龍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體處境，並且有她特有的應付處境的天…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兩張大字報的批判，針對她的一句言論，是什麼言論他記不清了，總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應付辦法，她坦然地對待那兩張大字報，記得有一回她送票給他們全家去看她們文工團的演出，演出的劇場離她們文工團駐地很近，演出結束她便帶着他們全家去文工團，徑直把他們帶到那兩張大字報前，當着團裏的人，自自然然地説:“批判得對啊！警鐘敲得好啊！你們都看看，都來幫助我，監督我啊！”結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麼一下，運動過去她安然無事，並且幾年後還終於被收入黨。當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後，鞠琴卻依舊是樂樂呵呵的，對社會、人生懷着不見衰減的熱情，或至少是温情，當然後來他終於知道，其實在鞠琴內心深處，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濤。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來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龍珍在反右一開始便陷了進去。崩龍珍確實有長篇大套的鳴放言論，還同大學裏當時的一個什麼民間油印刊物有關係，據當時的政治座標，把她劃為右派那是一點兒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場鬥爭反映到她內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種無辜的恐怖，而是別的一些情緒…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確實多少顯得有些古怪，那一陣她不僅每逢星期天必從西郊一大早就來到他家，而且總是要吃完晚飯才返回學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他作為少先隊員參加了遊行回到家中，發現崩龍珍卻已經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隊員隊伍總是先接受檢閲、先通過天安門的呀，大學的遊行隊伍且排在後頭呢，她怎麼已經遊行完了並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親擺開一桌子節菜餚，大家歸座享用時，他問起來，崩龍珍承認自己從遊行隊伍中提前退了出來，因為她到身體有點不舒服…他至今記得那個國慶節崩龍珍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咖啡呢子上裝，領口上彆着一束雅緻的淡粉絹花，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頭頂上還勒着一條淡粉的緞帶，確是一種過節和參加盛典才有的裝束，但其實那時學校裏他們系已經開過她許多次批判會，她已被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不過沒有最後宣佈戴帽子罷了…應該説崩龍珍在那個時候還是相當能夠自持的，她還能為自己找到他家這樣一個避風港，還能在他家的人們面前鎮定自若不痕跡，還能打扮成那個樣子，並且説不定她真打算隨隊遊行，不是因為身體不適而是被革命羣眾從遊行隊伍裏轟了出來，才到的他家…總之，不管怎麼説，她那時內心的種種變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屬於另一種情況…

阿姐在反右鬥爭中並沒有受到正面衝擊，事情過去以後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樣地清白，然而她的神狀態和心理結構卻在那以後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在阿姐大學畢業分配到河北準備去報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義姊鞠琴、同窗崩龍珍，她們四個青女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歡樹下，由他家二哥給她們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四個女真如四朵正在儘量脹圓花盤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豔如電影明星，鞠琴姐朗大方風度翩翩，崩龍珍儼然女教授氣派，惟有阿姐，一長辮甩在前，一長辮搭在身後，兩隻手不知該怎麼放似的勾在布拉吉下，還不學生的味道…

崩龍珍被打成右派以後，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動燒掉了這張照片，月明表姐則採取了剪去邊上崩龍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龍珍一直留着這張照片，許多年以後，他在崩龍珍家裏看到了那發黃的照片，崩龍珍喃喃地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説:“23歲，才23歲呀…”在崩龍珍家裏看到那張舊照片後，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説:“什麼23，崩龍珍中學時候就瞞了歲數，那一年她該是25。”3那一年暑期裏要大鍊鋼鐵，阿姐被指定設計小高爐，限期出鐵，她不能回北京，她寫信讓達野哥去看她，達野哥回信説他們機關裏也要大鍊鋼鐵——那時他已經調到區教育局當一個處的副處長，他實在不出時間，建議待“1070的捷報傳來後再説”1070是當年全國老‮婦少‬孺皆知的一個數字，就是我們要全民上馬，土法上馬，夜苦幹，爭取早超過英國的鋼鐵產量，那“超英趕美”的鋼鐵指標便是1070萬噸。當時不僅是達野哥，而是上下許許多多的人，都充滿信心地認為達到這個指標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一年半載就能實現。

然而暑期將盡時達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農業專科學校。他事先沒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達野哥的從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見時的情景，至少在阿姐這一方我是可以想見的。然而後來似乎不妙。怎麼不妙，詳情至今仍是個深深的秘密。

阿姐後來只給我講了一個細節，就是達野哥去看望她時，帶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兩聽水果罐頭，就是那種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裝鐵皮蓋封口的水果罐頭，這在那年月裏是—種很難得的顯得很昂貴很高級的食品，阿姐接過去很高興很很珍視，但阿姐在那樣一個窮地方一時拿不出東西來招待達野哥，便隨口説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蘿吧”而達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説了一聲:“好，你開一罐吧！”阿姐在一種意外的心情下遵從地為他開啓了一罐糖水菠蘿，達野哥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猶豫地接過了阿姐遞上的鐵勺，坦然地用鐵勺舀着菠蘿塊往嘴裏送，不—會兒便在言談話語之間將罐中的菠蘿塊吃了個光，只差沒端起罐子把裏頭的汁水喝盡，而在這個過程之中，達野哥竟沒有請阿姐—起吃的絲毫表示…

我在很長的時間裏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為什麼對達野哥吃掉自己帶來的兩聽水果罐頭中的一聽那麼樣地耿耿於懷…

據説達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訪顯得心神不定，而且煩躁鬱悶，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當年國慶節回北京同他結婚，那該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卻加以拒絕了，當然不是拒絕同達野哥結婚，而是拒絕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後通牒般的婚期…

達野哥在學校的男老師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離去了。全校的員工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個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裏清楚，恰恰在這以後，他們之間的通信出現了問題，要麼是阿姐去信好久達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麼是回了信卻全然喪失了往昔的熱情和愛戀…

在經歷了來自政治的恐怖衝擊之後，阿姐又經歷了來自情的恐怖衝擊…她驚恐地發現，即使是她同達野哥那樣的原來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戀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結不出果實…下一年節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現出更其殘酷的一面，而且清晰無誤——達野哥向她承認，已經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説早在她從東北農學院畢業之前，一箇中學的語文教師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師會寫詩，會彈鋼琴，開始他拒絕，他迴避，但畢竟阿姐總在外地，而那寫詩和彈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隨時可以出現在身邊，他終於被她俘虜，他由動而生好而投桃報李地也愛上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