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母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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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的斗争，衍变为区域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崇雅，陕西宝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世的一切，自然跟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从不从”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洲人说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议的汤斌的奏议，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

“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责；还是有而发，一时牢；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皇帝因为不废骑，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寇抓住，后来设法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