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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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在其次子載晃繼位為王之前，身為沒落皇族的後裔，十分破落潦倒。他整天跟在當朝得勢的安東金氏的後面，不是在街上討酒喝，就是到賭場討小費，難怪安東金氏會稱他為“喪家之犬”然而李昰應以上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保全自己所作出的偽裝而已。在他的體內著顯赫的朝鮮王室的血，他很早就致力於學問研究，飽讀詩書，心懷有朝一掌握朝鮮天下權力的夢想。

李昰應的偉大夢想，終因哲宗的猝然駕崩而得以實現。作為攝政的國太公，大院君實際上與一國的君主無異。大院君的社會、政治背景，使他既深悉王室朝廷的內幕和政界的動向，又察民情，深知勢道政治對國家與社會的惡劣影響。因此，加強王權，抑制和打擊安東金氏的政治勢力，建立以他為中心的權利中心，成了大院君執政後的第一位要務。

在金氏戚族中，除金炳學處事比較寬容，取得大院君諒解外，其他核心人物都陸續離開了權力中心。領議政金左辭職，領敦寧府事金興稱病告退，外戚勢道政治的代表人物，金左之子金炳翼，離開中央調任廣州留守；受安東金氏器重的李格元也被趕出京城改任水原留府，失去權力。其他對金氏勢道政治阿附追從的官員也遭到清洗。

於是，以趙鬥淳為領議政，金炳學為左議政，柳厚作為右議政的新的中央統治體系開始確立；大院君的心腹人物也相繼被安到政府要害部門。經過此一翻改造，以大院君為核心的權力結構與中央集權制統治得到了加強，大院君所設想的內政改革有了政治保證。

高宗三年（1866）2月，趙大妃取消了垂簾聽政，宣佈“還政”於國王。從此，在高宗親政的名目下，大院君掌握了政治實權。

大院君輔一執政，為了緩和人民的反抗，阻止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傾軋，首先改革了用人制度。一方面抑制長期獨佔政府要職的老論系人物，一方面推行人才本位主義，廣泛網羅各界有為人士，以表示自己政治的開明。同時，為避免重蹈戚族專權的覆轍，大院君還用盡心計選定了高宗的王妃，認為閔妃家世孤單，不會對王權形成威脅。

在這之後，大院君又全面整理地方兩班榨取人民的老巢——書院，圖謀加強中央政權。

最初，書院是隱居求志之士，講道修業，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歌詠先王之道，蓄其德、其仁之處所。書院在朝鮮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最初仿效中國白鹿書院而建，明宗時代，開始出現懸掛御筆匾額的賜額書院。此類書院擁有國王賜予的大片良田和奴婢，享有免納賦稅、徭役和免繳稅金等特權。另外，還有大量的私設書院遍佈民間，發展到後來幾乎達到氾濫的地步。到大院君執政初期，賜額與非賜額的書院共達六百餘所。

這些書院不僅濫用各種特權，向地方官署和人民勒索錢財，且又倚此佔奪土地，奴役人民，公然變書院為施行私刑的殿堂。一方面又作為“儒學論”的中心地，結成黨派，崇尚政論，左右輿論，暗地裡支配了有關政治的時論。書院的創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並掌握廣大的農莊，這些稱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僅隨時有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過鄉約可以直接控制各該地區的居民。因此，書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書院的弊端早已引起當權者的關注，到了大院君執掌政權之時，書院的存在已構成對新的王權專制主義的重要威脅。於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對書院採取斷然措施，下令止重建和新設書院與鄉賢祠；高宗二年，下令關閉了全國勢力最強的書院——清州萬東廟；高宗五年，明令廢陳書院的免稅權；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佈了《書院撒廢令》，宣佈除74所賜額書院外，其餘600多所書院全部關閉。

這道命令引起地方兩班和儒生的強烈反對，他們以“儒通”的辦法向全國發出檄文，選派代表在漢城王宮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動搖，遂派軍卒解散集會，把儒生趕過漢江。《撤廢今》實行的結果，使全國百姓歡欣鼓舞。但是，書院的殘餘勢力仍然相當強大，並且成為後來大院君失勢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財政稅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義。由於他較接近社會下層，對“三政”紊亂危害有較多體驗。從高宗即位之起，便通過趙大妃提出了“謹慎節儉”"、“濟生民、裕國計、懲貪墨、振紀綱”的建國方針。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載元上疏，聲明白動放棄全部免稅田產，同時，還嚴宮房及內司官員出沒外邑作弊，革除宮房在三南地區無土收稅的弊端。

高宗初年，國庫拮据，人民不滿情緒趨嚴重。為衝出財政困，境緩和階級矛盾，大院君對兩班貴族官吏的一切經濟特權進行管制，調整各類稅賦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嚴令廢止地方宮向王室與權門獻納當地土特產的慣例。

大院君企圖恢復與加強專制王權統治的種種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對改變國家和社會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大院君上述執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徹底，正面效應微弱，副作用和負面效應卻很明顯。

大院君剪除了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權，但王權並未得到加強，倒是在強化中央集權的標榜下，建立了以他為核心的全州李氏專權體制；他企圖壓制地方兩班和儒生的朋黨私議而削減書院，但仍在全國保留了47所“額賜書院”後來還縱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對開化派的主張；他廢除了嚴酷剝削農民的法制，以示對百姓的讓步，卻為了重建王權象徵的景福宮而設立種種新稅，結果，完全抵銷了微弱的正面效應，造成了國內政情動盪、社會秩序混亂，民怨沸騰、反改革勢力乘機積聚，這一切都為自己的垮臺創造了條件。

為了顯示王朝的權威，大院君於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宮。

景福宮原是太祖李成溪創建朝鮮時，為了彰顯王室的威嚴，在太祖三年（1394年）動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個以中國的紫城為藍圖所興建的宮殿。

“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詩經》中“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這句話。其後，到了景福宮建立滿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發生火災，第二年針對火燒的部分予以重建。又過了過了39九年之後，在宣祖壬辰倭亂之時，再次發生火災，其後270年間，一直處於廢墟的狀態。由於財政困難，歷任國王均不敢貿然重建景福宮。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趙大妃的名義，下令在原址的灰燼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間，贊成與反對的言論不斷此起彼伏，但是對貧困的百姓來說，這樣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大院君專設了營建都監，負責勵景福官的工程。剛開始，還避免強拉一般百姓參與修建，但是，過了一段時之後，發現工程進度緩慢，大院君便決心派人到全國各地，強拉壯丁加入工程。景福宮重建總共動員上百萬人力，投入800萬兩鉅額白銀。

為了籌措這筆龐大的費用，除動用國庫儲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減輕和平均人民負擔的同時，向人民徵收新的捐稅，其中包括向農民徵收“結頭錢”、“城門稅”、“願納錢”等等。並且此種徵收多為強制攤派，於是名為“願納”實為“怨納”人民怨聲載道，稱“結頭錢”為“腎囊錢”此外，為了勵土木工程的進度，還動員舞童隊、農樂隊、男寺黨牌等勞隊伍。因此金錢的投入越滾越大，別無他法之後，大院君政府甚至賣官買爵募集經費。

為克服財政危機，高宗三年起，大院君還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大量鑄造劣質的“當百錢”不過只有當時通用貨幣四五倍的價值，稱之為“當百錢”以百倍的價值強制通用，至使物價暴漲，財政空前混亂。高宗五年起，政府又從中國進口“清小錢”取代“當百錢”其幣值也僅有實價的一半。這個惡的通貨膨脹，引起了物價暴漲，又不可避免地招來王室、兩班、官僚等的苛斂誅求，與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這種重壓下的人民生活，更落於苦病深淵。

此時王室宗親、貴族與富人們，因大院君“願納錢”的政策侵犯到了他們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錢被無情的奪走，而到強烈不滿。但是，沒有人敢將自己的不滿說出來，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壓統治已經到了令人畏懼的程度。一般百姓因為無法維持常生計，對大院君的怨恨與俱增。

專制的大院君為了秘密找出像對他心懷不滿的富人，就在京城與地方的各個官府實施情報政治。給予天熙延、夏正、張順奎、安舉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權力，讓這四個人負責籌措經費與機密事物。這四個無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時間張狂之極，他們的暴行更是難以形容。當時社會大眾將他們四人稱為“天下長安”大院君不滿足於此，還叫宦官李昱和將宮內的所有動態，鉅細靡遺的儘速回報。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當間諜，秘密收集各種情報。同時，為了連各地方的情報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廣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彙報報告各種大小情報。

運用如此綿密的情報網，大院君可以端坐雲峴宮內，輕易的掌握天下動靜。但是，導致民心背離的高壓統治，絕非長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羅道光陽縣農民舉事起義。

就在朝鮮李氏王朝風雨飄搖之時，國際局勢也風雲變幻。1854年，、美簽訂了《神奈川條約》；1859年中、英簽訂了《天津條約》；1860年，中國清政府先後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了《北京條約》。

此時的東亞地區，朝鮮半島益成為列強爭奪的對象。歐美各國以朝鮮為清朝“屬邦”為由，要求把它們在中國攝取的特權擴大到朝鮮半島。西方列強的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斷然拒絕，理由是:朝鮮的一切政教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參與。於是此後，英、法、美等海洋國家從南方海路，俄國則從北方陸路，直接向朝鮮施加壓力。

1689年康熙帝執政期間，中國和俄國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該條約遏制了俄國向中國黑龍江的入侵，俄國遂向太平洋北岸發展擴張勢力。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裡，俄國跨過白今海峽向北美大陸推進，與西歐殖民勢力爭奪對北太平洋的控制權。

克里米亞戰爭(1853一1856)後，俄國在黑海地區的擴張受阻，在北美的競爭亦受到美國與英法勢力的抑制，於是俄國轉而向中國大陸和東北亞擴張，形成所謂南進政策。1860年，俄國通過《北京條約》奪取了中國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而把領土擴大到與朝鮮接壤的地方，嚴重威脅著朝鮮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國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鮮境內，並與邊境漁民發生衝突，導致後者數人傷亡。俄國要求朝鮮在北部邊境開港通商，為俄國移民開闢居留地。高宗元年（1864年），俄國一行5入至圖們江要求通商，當地官吏立即請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國數十人攜帶官方信函，強行抵朝，要求直接與咸鏡道觀察使談判通商事誼；接著，11月內又有兩批俄國人犯境，並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慶興府使尹聯答應在90天內給予答覆後，方才離去。

大院君執政的最大目標是挽救面臨崩潰的統治體制，鎮壓農民起義，並在這種基礎上，享受王室的榮華。因此，面對益險惡的國際環境，與西歐、北美特別是俄國的現實威脅，大院君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強國防安全作為內政改革的重要內容。首先，他改革軍政、強化軍紀、改善士兵供給、調整軍事指揮系統、重建三軍府。為了提高軍事能力、鞏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強了對以炮手軍為核心的軍隊訓練和裝備，強化了江華島、桐喬、永宗島等兩海岸各道、邑、銷及漢江入海口的防禦設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軍統制使的地位，增設了統制中軍。同時在北部國境地區實行屯田，止與俄國通商與往，並加強對中朝邊境貿易的管束，從而建立起嚴密的對俄大陸封鎖體制。

趁著政府面臨外難關的時候，朝鮮的天主教人首先進行了活動。由於天主教的教義與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傳統教義相違背，因此天主教曾數次遭受朝鮮統治階級的大鎮壓。天主教愛朝鮮一直處於地下階段，但是其潛勢力已蔓延各處。當時教人南鍾三等，向大院君建議，以保障天主教傳教自由為條件，天主教國—一法國，將援助朝鮮對付帝俄。

大院君對於這種建議，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經通過與教徒涉後，探知了教會的內幕，同時，俄國當時西方多事顧不到東方，而不固執要求，不久就撤去。於是大院君的態度猝變，以教是外敵的走狗為理由，於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殺了天主教徒。當時因此被屠殺的教徒，京鄉各處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法國傳教士九人。史稱“丙寅獄”隱蔽極深的法國傳教士賴德爾在11名朝鮮教徒的掩護下，衝破大院君佈下的天羅地網，於忠清道塘裡浦乘小舟逃出朝鮮，3後到達中國煙臺。當時，法國亞洲艦隊司令羅茲駐屯天津，賴德爾連赴天津向羅茲報告了朝鮮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實情。

羅茲與法國駐華代理公使伯洛內協商後，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嚴重抗認，聲言:“法蘭西皇帝陛下決不寬恕此種暴行，將派遣駐紮臨近水域的艦隊滅亡朝鮮，廢黜現國王，並依本國皇帝之命擁立新國王。既然朝鮮乃中國屬邦，其內政外向由該國自行專主，則不許中國提出異議。”清政府得悉“丙寅獄”後，到事態嚴重，擔心法國藉機進行武力報復，而影響中法關係。因此，接此公函後，總理衙門一方面照會法國駐華代理公使，要求法國不要倉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禮部致函朝鮮政府，通報法國的意向，提醒對方作好萬端準備。

大院君對於中國禮部的諮報，毫不驚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廳強化國境警備，一方面為肅清內應者進一步加緊對天主教徒的鎮壓。

同年九月，法國遠東艦隊提督羅茲，率領軍艦7艘，由中國煙臺出發，企圖攻陷江華島，並在通津登陸，擬進京城。然而，法國侵略軍在江華島鼎足山城，被朝解軍隊勇將千總梁憲洙擊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韓聖擊破，士氣沮喪而退卻。

敵軍撤退時把江華島掠奪一空，將金銅財寶和包括《李朝實錄》在內的貴重典籍裝入18個木箱運走，其中僅黃金即價值50萬法郎，並放火焚燒了康寧殿等多處官衙和民房。

11月18法國艦隊於朝鮮外洋解散，旗艦與“肯馨”號撤往本橫濱港，其他艦隻駛向上誨和煙臺。於是由法國發動的歷時兩個月的武力入侵以失敗而告終。這次外國入侵，史稱“丙寅洋擾”此次法國軍艦的侵擾，對於朝解社會，給予了空前的影響，在朝野之上引起極大的恐慌。但是全朝鮮人民，面對外國的侵略，喚起了民族意識，發起同仇敵愾的決心，這次勝利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大院君妄自尊大，以為對法國的勝利是自己指揮有功，而加強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國艦隊侵入江華島前，同年七月，曾有裝備了重型武器的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侵入朝鮮，置地方官員的勸告與抗議於不顧，溯大同江，後竟派3人上陸，深入內地10裡至玉硯池進行偵察。

然後突然向監視美船行動的船隻發動襲擊，綁架監營中軍作為人質，提出以供應1000石白米、相當的金銀與人參為撤退條件，並肆意向岸上軍民開槍擊，進行威脅。軍民忍無可忍，決定進行反擊。群眾中一位勇士，隻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軍；接著，又趁水位下降船隻擱淺之機，發動火攻，使“舍門將軍”號人船俱亡。

以“舍門將軍”號事件為轉機，華盛頓於高宗四年（1868年）採取行動，派遣美國軍艦入侵朝鮮水域，在黃海，平安道沿海對“舍門將軍”號事件進行“調查”和測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國人奧特洛特為首的德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組成的海賊團，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墳墓，盜取寶物的時候，被永宗島僉使的軍隊擊退。

“舍門將軍”號事情的“調查”實際上是美國大舉入侵朝鮮的前奏。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駐在北京的美國公使令亞細亞艦隊司令羅傑斯，率領五隻軍艦，侵入江華，北以武力佔領江華島廣城鎮砌臺，據為基地，威脅大院君政府，強迫其締結通商條約。

大院君拒絕之，勇將中軍魚在淵的部隊襲擊美軍，在血戰中給敵人以重創後，全軍在廣城鎮壯烈犧牲。受到朝鮮閉關政策打擊後的美國侵者，不得不放棄江華島作戰計劃。

此後，雙方經過20天的對峙和“書翰外”出於勝利擊退法國海軍入侵的自信心，與盜墓事件所發的對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斷然拒絕了美國的要求。美國在誘使大院君政府，就簽訂一個條約而進行談判的一切努力歸於失敗之後，命令艦隊退出朝鮮，撤往中國煙臺。朝鮮軍民粉碎了“辛未洋擾”昧於世界國際形勢的大院君，在兩次擊退“洋夷”之後，沾沾自喜，頑固地認為在他的統治下，朝鮮定能與世界各國隔絕，自立於一隅，因此，更加努力維持舊有的封建制度。

他下令全國，將“丙寅洋擾”時的閉關標語:“洋夷侵犯，非戰即和，主和賣國，戒吾後世子孫。”刻於石碑之上，稱為斥和碑，立於京城及全國主要都市的大路上。這不過大院君對世界情勢極端無知的，井底之蛙一樣的自滿。24年後，高宗三十一年秋天（1894），就在大院君的有勇無謀天下皆知之後，設立在全國各地的斥和碑全部撤除了。

世界局勢的發展，與大院君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國內經過兩次戰爭所消耗的軍費，對於貧弱的王朝來說，實為過大負擔。而益殘酷的生存環境，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陷於破產的境地。在這種形勢下，朝鮮國民只有起來反抗，漸漸成長為分散的農民起義。

國內的農民起義和外國侵略者的威脅織在一起，給大院君政府造成重大的危機。到了高宗九年，甚至發生海州與安東逆謀事件，大院君終於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