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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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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

“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

“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口清香,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图三十八)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二、龙门阵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耳福。茶馆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含秘闻逸事古香古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说也会说。

“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又比方说,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玩的。在成都,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图四十)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就说是“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就说是“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