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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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油蛋糕或大白兔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域的龙头，而长江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上海的看法说起。

一、外地人与上海人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氓、阿飞、小开、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失本，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得有点灰头灰脸。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英和文化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女为能事（《致新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氓与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的和普遍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河可供漂），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前，导游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病，但北京人的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头看娇”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气”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出的优越。

这种优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